），和一般均衡相关联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完全竞争理论，对于芝加哥学派的这两个理论基石，奥派都不赞成。

其次，应在尽快兑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初契约方面有大的作为。严格说，现行增值税为主体的税制是背离人本发展观的，不仅表现在企业人员工资不做抵扣处理，忽视人的价值，而且表现在缺乏有效的纳税人利益表达机制，政府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更表现在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现代文明治税原则至今没有实现制度性的嵌入。

或许，拮据的财政会孕育出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一个拥有现代文明精神的财税治理体系。早在第二季度末，永登县地税局就在人人想收入、人人抓收入的口号激励下，动员全局大干20天，力争时间、任务双过半，突击征税因此迅速串红新老媒体。问题之严重或在于，此次《预算法》修改，显然背离了其通过限制政府财税权力，进而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终极目的。这就告诉我们，财税权力的优化固然最终受制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启动，但财税权力优化也不是被动的，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切入点或突破口。《预算法》修改竟然基本由相关部门的官员主导，结果也就只能收获一个严重异化的《预算法》修改草案，更多体现相关部门及其官员利益。

而且，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储蓄率也会使经济增长的过程得以延续。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看，财税体制改革，或者说财税权力优化，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当然，美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从130%降至110%，主要是通过违约（银行减记）实现的，收入增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过去4年，中国经济被带入了错误的方向。同时，中国飙升的工资成本迂回降低了美国实际汇率。讨论改革固然不错，但重要的是采取行动。投资不是由那些能赚钱的企业完成的，而是由其他领域完成的。

1973年，日本人均GDP为美国的67%，当时日本的经济增速同样下降一半至5%。然而，必须进一步削减赤字。

美国政府债务的情况如何呢？设想你是中国人民银行，手中持有高达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中国需要的金融自由化——不再实施利率和汇率控制，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制——将直接引发银行业危机。这些去杠杆化的措施保证了微弱的复苏。但无论如何，金融自由化总要来临，改革和资本重组最好趁早。

危机开始之际，美国存在的两大不平衡问题是：难以承担的家庭债务以及持续过高的实际汇率。在危机之前，中国消除过剩储蓄（和产出）的方式造成经常账户盈余占到了GDP的10%，实现这一水平的经常账户盈余主要依赖于美国家庭借钱购买商品，而在次贷危机之前，他们很乐意借钱。美国总统选举和中共十八大刚刚结束不久，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即重回老大地位。将利率大幅降至通胀率以下，也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暗中违约。

不要违约，我们可是美国人，但中国人似乎蒙受了巨大损失所以我认为现在社会批儒的时候，是把所有的问题搅和在一起。

我们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自由和平等是互相促进的，但很多政治学者也指出，平等是自由的敌人。干春松：我的这种畏难情绪，你看得很准。

这些年出现的几起为母亲复仇（张扣扣、于欢）的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巨大的争论，就是上述矛盾的体现。葛兆光老师批评部分学者谈论天下观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否定，是要怀念曾经有过中心边缘的帝国秩序。如此，儒家的命运就决定了，它的困境就在这里。我觉得如何处理基本人权的平等与人在社会组织、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是特别现实的问题。徐复观先生对儒家的社会身份有比较独特的看法，他看到上述两种倾向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儒生身上有奇特的结合，一方面儒家强调仁政、民本等基本价值，这是儒家参与政治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并以民本和正统等学说来制约权力。如果生活在南方，尤其是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的人，应该不太同意列文森的观点，因为他们一直从礼俗的经验中感受到敬天法祖的观念。

我个人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种借鉴，可以产生很正面的作用。采访：黄晓峰 我觉得书名很有意思，之前您的《儒学小史》是历时性的著作，而这本书是把儒学放到社会的横截面中来考察。

董仲舒也是有原则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被汉武帝接受以后，他的学生眭孟就劝汉代皇帝禅让，这就是他的理念，最终招致杀身之祸。他对儒学的最大关切，则是儒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发挥作用，或者退一步讲，还能不能发挥作用。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天下的秩序就根本没法理解。这些新乡贤跟儒家看起来搭不上边，但鼓励城市的精英阶层回乡，能满足叶落归根的心理需求，也能带动一些社会资源为家乡的发展作出贡献，效果比较好。

我也关注到个体化的社会，甚至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儒家宗法观念的冲击超乎想象。而现在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儒家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说，与民族国家的冲突很大，您怎么看？干春松：刚才我们说到平等的问题，儒家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最后的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充分平等。但最近有一些好的苗头，比方说绍兴——我的老家，当地政府强调发挥乡贤的作用，鼓励城市里退休的教师、干部回乡生活。你不能把儒生看成是投靠权力的政治投机分子，政治投机分子是纵横家。

可以把这些尝试看作是新乡贤运动。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得到空前的推进，某种程度上说，造成了对传统儒家基本观念的巨大挑战。

比方说，越来越多的代孕现象，以及随着生育技术的进步，当人们可以通过细胞复制，通过人工的方式来生育的时候，那些亲情、伦理的基础就都不存在了。对于这些问题，我有另外一个思考的维度，以免牺牲当下的功能来为未来埋单。

儒家有天下观，很多建构是建立在天下意识之下展开的。如果按照突出其批判性特征来定义知识分子，他就只能成为一个游离于社会的批判者。

孔子有自己的理念，比如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他为什么要周游列国？为什么孟子要去游说梁惠王、滕文公等人？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统治的区域，属于士阶层，必须要与政权结合，才能把自己的理想发挥出来。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加强普法教育，但另一个是，我们现在很多法律的条文脱离了中国人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法律效率的折损。在乡村社会里，人们依然是依靠家庭养老，多子多福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我现在关心的是，即使中国社会向原子化或个体化的转型不可避免，但在这个过程中，儒学还能不能有所作为？中国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很明显。

社会越往前发展，非宗族化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普遍，生育意愿的降低，核心家庭的形态，对传统的家族化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终究，我还是期待建构一个新儒学的理论体系，迎接来自社会和理论各层对儒学的挑战，成为我的学术研究的总结。

《儒学与中国社会十五讲》更多是反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到了明代，要像王阳明那样保持独立性，就会被政治体系所排斥，空间越来越小。

甚至把中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都归咎到儒家提倡爱有差等，认为儒家认可了不平等。这点，我跟葛兆光老师他们有一些区别。